土地多了，可授田人口少了，那么战胜国自然会把多出来的土地封赏功臣勇士，如此一来，即便是普通士卒，假如机遇好，遇到像灭亡诸侯国这样的大功劳，也能从中分一杯羹，也能获得授田的封赏。
实际执行中，这种封赏会变成战胜国功臣对战败国财富的疯狂掠夺，于是土地自然要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个少数人可以理解为大秦的权贵士卿，也可以理解为大秦国人。中土的统一实际上就是大秦瓜分六国诸侯财富的一场盛宴，只要是大秦国人（这个国人不是闾左贫贱和奴隶），必能从中获利，只不过获利有大小而已。
河北是大秦土地私有化的开始。其实早在占据中原的时候，宝鼎就已经变相地买卖土地了，不过那时候僧多粥少，宝鼎主要照顾自己人，土地私有化的表现尚不明显。现在燕国富饶的督亢粮区的土地也已经被大秦人瓜分一尽。将来齐楚两国大片大片的土地都将成为大秦人的囊中之物。所以咸阳面对这一新形势，根本无法继续执行原有的土地制度。土地制度必须马上改，否则肯定要影响到大秦的赋税。
大秦赋税是按人头收取，不是以田亩收取，因此人口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大秦每占领一地，先统计人口，登记造册，这是收取赋税的依据和基础，而大秦权贵富豪每占领一地，先行掠夺土地，接着便掠夺奴隶，收拢贫贱者为雇农、佃农。
大秦律法按照贵族的等级制度，严格规定了所享有的奴隶人数，这是为了确保王国有足够的可以征收赋税的人口，但到了这一非常时期，律法的执行力度大打折扣，违规占据土地和拥有奴隶数量的权贵士卿比比皆是。咸阳没有精力管，也没有足够的人手管，再说这是一场掠夺财富的盛宴，大家你抢我也抢，事实上都违背了律法，既然都违背了律法，那就是法不责众了，于是更多的人加入了掠夺的大军，更多的人占有更多的土地和奴隶。
当然，这也促使更多的人不遗余力地支持咸阳发动中原大战。至于代北策略和西南策略，因为没有任何利益可以满足他们的贪婪，早被他们直接无视了。
这时候变革土地制度，就是把大家的违法行为变为合法行为，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让更多到人支持咸阳发动中原大战。
土地制度一改，赋税制度就要改，否则土地产生的财富大部分就落入了土地占有者的手里，最终导致民富而国贫，所以田租的征缴对象必须延伸到雇农和佃农，奴隶人数必须严格限制。
改革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化，实际上就是把一部分本属于王国的财富转移给国民，这事朝野上下都支持，但改革赋税制度，把本属于国民的财富转移到国库，这事就难了。此议一经提出便遭到了朝中大臣们的强烈反对。
秦王政和中枢马上中止了赋税改革的讨论，此时此刻，赢得朝野上下的全力支持直接关系到中原决战，关系到中土统一大业，不容有丝毫闪失。再说改革也要一步步来，先改土地制度，先确保农耕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样粮食产量就有了保障，统一大战也就有了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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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的变革方案很快拿了出来，咸阳以最快速度送到代北，征询武烈侯公子宝鼎，两位封国封君和诸军统率们的意见。
宝鼎看完这份变革方案之后，暗自苦叹。
秦王政和中枢一再让步，先是实施封国制，接着实施土地私有化，虽然兵制改革与武烈侯的意愿背道而驰，但咸阳在基础国策上进行妥协，其意义非常深远，已经远远超过了武烈侯的先期预料，如果武烈侯继续阻扰中原决战，最终失去的不仅仅是权力，还有人心。
现在中土统一、中原决战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武烈侯绝无阻挡之可能。
“既然不能阻挡，那就全力支持，先打赢这一仗，争取以最快速度统一中土，然后再竭尽全力谋取代北策略和西南策略的胜利。”
赵高看到宝鼎迟迟不说话，断然进言。
“武烈侯，不能再坚持了。”朱英也劝道，“江南那边来信，长沙侯、武安侯、昌平君、昌文君，还有魏起、盖聂、庄翼等人，都支持中原决战，江南和东南两地的军队甚至已经做好了攻打九江和江东的准备，以配合中原决战。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完成南岭大渠的开凿就已经难能可贵了，指望他们远征西南，事实上是绝无可能啊。武烈侯，打下楚国，他们要什么有什么，而远征西南，他们能得到什么？”
宝鼎苦笑摇头。事实的确如此，打下楚国的功劳显然比开拓西南的功劳大，而从楚国掳掠的财富更是难以想像，所以即便是十八方镇的盖聂，也难以抵挡这份诱惑。
“武烈侯，如果我们继续坚持，大王和咸阳宫肯定要拉拢东南熊氏，宗室大臣们也会怀疑武烈侯的动机，矛盾一旦激烈，长平侯和代侯恐怕迫于压力不得不屈服于咸阳，到了那个时候……”
赵高这句话没有说话。到了那个时候，武烈侯众叛亲离，其后果可想而知。
宝鼎点点头，再度叹了口气。但愿历史轨迹就此发生重大改变，但愿国策变革会帮助大秦渡过未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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