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权责对等的体现了。权责对等是一种看不见的法则，也许有人清楚，有人不清楚，但是这种法则一直在暗中发挥效力。为什么每每外敌入侵的时候，最底层的民众抵抗的热情不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到权力，就没有承担责任的觉悟，觉得反正谁来了自己都是交税纳粮的命，何苦付出巨大的风险去反抗呢。
日本员工向公司付出了忠诚，公司则通过保护他们的利益作为汇报，反过来员工就更愿意忠于公司，权责在下级向上级效忠，上级对下级提供保护中达到了一致，只有权责对等，才能达到平衡，才是可持续的。
也通过这种方式，日本公司将传统的武士对大名的忠诚，日本军队对天皇的忠诚文化，发展到了员工对公司忠诚的文化，将传统的忠文化潜入到了公司这样的商业组织中，达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商业文化的结合。
那么中国的未来要如何将传统与现代，将传统道德和商业文化相结合呢？
朱敬伦思索了很久，他知道中国社会要比日本社会复杂的多，日本人单一的学习到了中国的忠文化，但中国文化中，可不止是一个忠文化，在社会运转过程中维系社会关系的文化内容至少有三种，一个是“仁”，一个是“义”，另一个就是“忠”。
所谓的忠，体现的是一种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同时通过上级对下级权力的维护得到统一的平衡，这主要是体现在上下级，尤其是紧邻的上下级之间的。
所谓的义，则主要是在平等地位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
中国有句古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父母就要听父母的，而父母则肯定是保护儿女的利益的，虽然中国文化将儿女对父母的忠，称作孝，其实不过是带有血缘关系的忠诚罢了，是忠的一个特别情况，同样的例子还有弟弟对兄长的忠诚服从叫做悌，可以说孝悌都是忠的衍生。
出门靠朋友，朋友之间当然是平等的，不需要服从朋友，无条件听朋友的。但你依靠了朋友，如何回馈这种帮助呢，所谓朋友之间就应该怎么怎么，那是天真的说法，不是社会系统的运行法则，社会系统的权责法则一定讲究一个对等。义，就体现在这里，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得到朋友的帮助，你依靠了朋友，平衡这种权责的，则是你将来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不能推卸责任，否则人家会说你不仗义，不义气等等，这就是所谓的义，是一种平等地位之间的权责平衡。
维系中国社会的另一种权责法则，叫做仁。
这个仁往往也是高地位向低地位传递的，而且往往发生在地位差别悬殊的阶层之间，所谓仁，是一种高地位的人对低地位的人的一种恻隐和怜悯之心。比如皇帝跟百姓之间，皇帝如果关爱百姓，就叫做仁君；比如富人对穷人之间，经常救济穷人，就叫做仁善。
但是仁这种维系社会的权责对等比较松散，原因是地位差别太大，而且首先仁必须先是一种道德层面的恻隐之心，因此往往是用道德层面的权责来回馈的，比如下层对上层的感恩，所谓恩出于上，感之于下，并不强烈的要求下层必须施加同样的物质回馈，所强调的，不过是一个感恩之心，要求人要懂得感恩等等道德层面的东西。
对比之下，日本主要是用忠文化来维系古代传统社会的，而中国则主要以仁孝忠义来维系社会关系。
那么将中国传统道德融入现代商业体系之中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
将忠融入商业文化日本人提供了一个范例，无非是员工对公司极度忠诚，公司对员工极力维护，这一点相对来讲比较容易。
那么把仁融入商业体系之中，难道就是要商业组织的上层关心下层利益？
那么义呢，这种平等地位之间的互助权责，又要通过什么来体现？平等员工之间的互相帮助，以商业的手段来实现的话，比如建立某种员工互助基金。
朱敬伦自己也想象不到如果以这些原则来重新塑造商业系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他认为是值得尝试的。
但有一个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忠孝仁义来规范，组织与组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能不能用这些原则来约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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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张比较枯燥，但我还是费劲笔墨写下来，因为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这几张的思想，将是朱敬伦打造工业化的一个基本原则。将决定后半本书的情节发展，这也是我个人认真思考过的，大家看看是不是也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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