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三月份，赫德都在忙碌一件事，那就是新安商品交易所的事情。
房子是最容易的事情，直接就设在天后庙之中，这里本来就是庙市，商人们习惯在这里交易，更何况交易所初建，并不需要多大的面积。
最主要的是制定各种规范，以及培训相应的员工。
规范是参考了一些西方交易所的制度，比如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和伦敦的交易所制度，主营大宗商品，采取挂牌拍卖的方式进行。
还有就是给交易所进行宣传，要求各大商人进驻交易所贸易等等，本来赫德并没有将这当回事，以他的理解，交易所建成后，肯定有大批商人踊跃前来交易，但这是中国，他还是不太了解。
他邀请了很多商人，重点是那些几乎垄断茶叶贸易的大行商，可是反倒是这些人最不热心，很简单，他们本就出于优势地位，没人愿意在自己风光的时候改变，穷则变，穷才变。
反倒是那些散商比较热心，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对他们来说，都需要一个可以公平交易的渠道，中国小商人愁找不到好买主，外国散商愁的是没有稳定的货源，因此他们才是最需要交易所这个平台的群体，至于那些行商和大洋行，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平台，所以对交易所并没有多大需求。
赫德把交易所的规章制度印刷成精美的画册，不但送给那些在新安贸易的商人，而且到香港到澳门去散发，还通过报纸打广告。
一切就绪，四月二日，良辰吉日，鞭炮齐鸣声中，新安交易所开市了。
朱敬伦亲自到场，那些大行商和大洋行倒也卖面子，纷纷到场道喜，只是热情并不高，也就是看看。
散商手里则是没有什么资源，在加上第一天大家对规则还有一些陌生，只是试探性的出单，所以交易量很有限，一天时间只有五百斤茶叶，三担鸦爿和十包棉花以及四担生丝成交出去，交易金额还不到千两。
赫德本以为这只是开始，有大宗商品交易的地方，不可能交易所会没有生意。
但是他还是太小看中国特殊的国情了，很短的时间，中国商人就玩出了潜规则。
他们不太乐意在交易所交易，原因是交易所会在每一笔交易中抽取千分之一的交易费，小商人精打细算根本不打算出这笔钱。但是他们不是行商，不是大洋行，没有定价权，于是他们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段，把交易所的价格当作参考，直接跟场外的洋商进行交易，结果交易所开起来了，交易量没有上去，反倒是场外交易变得频繁起来。交易所等于给商人们提供了一个参考规范，扩大了原本就存在的庙市交易。
对于这种情况，赫德还真没有办法，他毕竟只是外交官，对海关运作熟悉一些，对行政管理也有独到的见解，这种商人的手段，他真的懂得不多。
但交易所还在完善中，赫德有一个好习惯，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他从一些洋商口中听到，对中国小商人的诚信问题很不放心，以次充好的事情时有发生，赫德觉得这件事情交易所可以做。
于是他聘请了一些经验丰富的茶叶行的老伙计，开始给茶叶定级，分为上中下三等，由交易所进行验货，并收取一定的检验费。
这项服务受到了商人们的欢迎，不管是中国商人还是外国商人，都喜欢透明的规则下经营，以次充好那种商人，不过是赚快钱的投机分子，算的不得主流。
由于双方都需要交易所的服务，一时间交易所的交易量有所回升，可是不久就开始下跌，小商人们确实没有这种分级的专业能力，但是当他们跟某些商人建立了比较牢固的互信关系后，他们又开始投机取巧。
比如他们并不把自己的所有货物拿去交易所坚定，只拿出一些样品坚定，从而节省鉴定费，然后拿着样品跟自己的客户确定价格，依然在进行场外交易。
朱敬伦注意到了这件事，他建议赫德干脆暂时免费算了，等把市场和商人们的交易习惯培养出来后，在决定是否收费以及收费的标准。朱敬伦的思想有些后世那些创业公司以补贴换市场占有率的概念。
但是赫德很执拗的反对，他坚持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他认为交易所是一个提供公平交易和专业服务的场所，如果不能让商人接受收费，那意味着交易所的服务根本就没有价值，就不该开办下去。
朱敬伦懒得跟他犟，反正在朱敬伦看来，即便是场外交易那也是交易，出口还是要抽厘金的，抽厘时候的价值，可不是他们的交易价值，而是厘局的验估（验估员）进行估价，价格参考的也是交易所一段时间的均价。
赫德则不然，他最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研究交易所上了，他铁了心要搞好这个交易所。
五月初，他采用标准化合约制度，并且在之前在码头附近建造了十间大仓库，要求在交易所交易的商人，直接将货物送入仓库，由仓库进行打包分拣，定计，然后发给他们相应等级的标准货单。然后买主拿着这些货单到交易所挂牌交易，买主竞拍到货单之后，拿着货单直接到仓库提货。
这种方式更为复杂，但好处是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直接联系就被打断了，卖主拿着标准化的货单去提货，根本就不知道他的货物是谁供应的，买主也是直接将货物交给交易所仓库，最后未必知道谁提走了他们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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