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皇帝很累，真的！
不光是身体累，精神上，更特么累！
虽说有心做个不理政事只知贪图享乐的昏君，可惜啊，王迪打小心就善良，宁肯自己日夜操劳，也见不得黎民百姓吃苦遭罪。
倚靠在杨蜜香润的怀中，他满心思虑的，都是大明朝的底层劳动人民。
通过锦衣卫的描述，现如今的王迪，他心里头很是清楚，在当下这个时代，乡村基层要是有村民想打官司的话，绝非是自己想象得…往县衙门跑一趟，敲个登闻鼓，跪在门口那样简单。
其困难程度，在王迪看来，简直是能绝了至少半数以上有冤情的人，去找父母官诉讼打官司的念头。
难点有很多，但首先，也是最基本的，你得过了村里的里长这一关。
里甲制，是以十户为一甲，其中一户为甲首。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丁粮最多的十户为里长。
何谓丁粮最多？
说白了，就是家里人多，缴粮纳税多的大家族。
家里人多势众的情况下，在一村之地的威慑力，恐怕比当地的父母官都要强出不少。
要知道，目前各地衙门中诸如皂隶、禁子、库子、斗级这些杂役小吏，刨除个别的，几乎都是出自里甲有势力的家族中。
其中有许多人，呆在自己岗位上的时间，已是长达十几乃至数十年之久。
在异地为官的制度下，许多新到任的父母官，且不提想搞出点政绩的这种急迫想法，单是熟悉自己掌控的一县之地，他们就不得不倚靠这些不入流却手眼通天的官差胥吏们。
甚至是说，有那胆大心黑且经验丰富的小吏们，一旦联起手来耍孬使坏，都能左右一县父母官的升迁事宜。
这种颠倒尊卑的荒唐事，说实在的，若非哈铭再三保证所言非虚，王迪说什么都不会相信，“灭门知府、破门知县”这句顺口溜当中的父母官，竟能被没有品级且不入流的小吏们，给玩弄于股掌之中！
如此这般的话，可以想象得到，一旦族中有了在县衙门任职的官差胥吏的支持，村里的里长，要是良心坏掉的话，那后果会是个啥样的！
况且，就算族中没有杂役小吏在县衙门做事，单凭里长手中的权利职责，只要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也绝对够他们耍耍威风的。
轮年应役、催办钱粮，这仅仅只是他们手中最基本的权利而已。
像什么…许多官员们的生活用具，县学生员的各种用项，乡官的年例礼物，地方上的乡饮酒礼费用，送生员赴考的路费，为进士和节妇建立牌坊，馈送过往官员，支应驿夫铺陈酒食，甚至刑场上杀人用的木桩石灰，皆由这些村中有头有脸的人物来筹办准备。
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以打着官府的名义，额外需索，以一科十，中饱私囊的情况，可谓是比比皆是。
更让王迪痛恨的是，由于里长“放富差贫”的奸猾手段，会导致徭役严重不均。
他们倒是从富人手中捞了好处博了好名声，但那些饱受不公更为穷苦的底层百姓，却将这种怨恨，记在了大明朝的身上。
所以说，放到诉讼这一块，想要过他们这一关，难度如何，便一目了然。
在手中握有差人服役和催征赋税权利的前提下，那些所谓被推选出来的里老，在排解村民各种诉讼纠纷时，一旦有了私心，其结果，也是一想便知。
毕竟，有些人老了，是为德高望重。但还有些人老了，说他是为老不尊，没准都算好听的话了。
心彻底变黑的那种，绝对是老而不死谓之贼也的典型代表。
在事事以孝为先的大明朝，一旦让这种人手中握有了权利，再打着孝道的口号行卑鄙恶劣之举，其霍霍人的程度，绝对远超那些从未下过基层的父母官的想象。
况且，上梁不正下梁歪，家有一老是这模样的，族中后辈能学到好那才叫怪事呢！
一大家子都变成村霸的话，饱经后世大数据轰炸的王迪，在他的脑海中，像类似这样的新闻，能想出许多许多。
然而这些人的权利义务，让王迪有点哭笑不得的是，竟然是朱元璋定下来律法制度。
《明律》规定：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
简单点说，村民出现矛盾纠纷的时候，一定得先由里老进行“剖断”，如果里老不能化解双方的矛盾，这才转到县衙。
若是直接去找父母官告状，这就算越级申诉。县衙门不光不会受理案件，还会赏你几板子，给你不灵光的脑袋瓜长长记性。
而里老的家族，人多势众，等闲的老实人，若是敢不服从里老的剖断，那瞧好吧，里里外外都能给你整出点事来。
如果碰到心肠歹毒的，因为些许小事给你整个家破人亡，都不稀奇。
对于朱元璋定下来的这项规定，王迪只能说，他把民风淳朴想得太简单了。
本意上，里甲制的实施，是为了帮助朝廷统计人口，编造户籍。这样一来，既有利于收税，也有利于人口管理。
除此之外，还能维持社会治安，进而稳固皇室政权。
对于这个有点类似于居委会的制度，说实在的，王迪还是很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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