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始皇帝以公子豹告老还乡，皇族事务急需一位掌管者为借口，免去了武安公公子腾的太尉一职，让公子腾接任驷车庶长，主掌皇族事务。
主掌皇族事务的驷车庶长虽然位同三公，参与国事决策，但其在国事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岂能和主掌帝国军事行政权的太尉相比？始皇帝以冠冕堂皇的借口，再一次打击了大秦本土贵族。
郑公蒙武出任太尉。关东系在国事决策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御史大夫由外戚建成侯赵亥出任。赵亥虽是外戚，但他是赵人，在大秦时日太短，没有自己的根基，无法被大秦本土贵族所接受，所以赵氏外戚必然要借助关东系的力量。
赵亥连升数级，不但进入中枢，还位列三公，这不但意味着赵氏外戚自“嫪毐事件”遭到打击后的重新崛起，也意味着大秦本土贵族失去了对帝国中枢核心位置的霸占。
至此，帝国的新中枢建设完毕。
右丞相隗状，左丞相李斯，太傅、上将军公子宝鼎，太尉蒙武，御史大夫赵亥，驷车庶长公子腾。六位上公大员，帝国的中枢核心，关东系占据了一半席位。
九卿中，主掌帝国财政的治粟内史和少府成为争夺的焦点。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让朝野上下目瞪口呆。
始皇帝下诏，甘罗出任治粟内史卿，赵高出任少府卿。
甘罗是楚人，赵高是赵人，都是来自关东的寒门军功贵族，但他们不属于关东系，而是依附于大秦本土贵族。从“集权”的角度来说，始皇帝肯定要控制帝国财政，重用与其政治理念相同的关东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甘罗和赵高的确符合始皇帝的需要，然而，这两位是武烈王公子宝鼎的部属，因此，始皇帝的这一任命就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了。
这是始皇帝与武烈王的妥协？由此进一步联想，这场政治风暴是不是兄弟两人联手的杰作？
接下来一系列的人事调整似乎验证了帝国贵族们的猜想，这场风暴背后的秘密的确太多了。
两淮镇戍官长张唐回京，出任大秦的护军中尉。代替张唐镇戍两淮的是老秦人王昕。
江南镇戍官长杨端和回京，出任大秦的大监军。代替杨端和镇戍江南是楚人桓炀。桓炀是桓齮之子，之前是代王府的相。
北军西行辕官长、临洮侯羌廆回京，出任中将军，领蓝田大营。
武勇侯李信代替羌廆，主掌北军西行辕。
始皇帝在重用关东系大臣的同时，也没有继续打击大秦本土贵族，而是善加安抚，重新调用了一大批功勋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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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五月，这场风暴的余波才逐渐平息。
最后的嬴家是始皇帝和中央。
始皇帝虽然失去了冯氏这个股肱，但借助冯氏的“死亡”，始皇帝重创了老秦贵族，并乘机打击和清洗了晋中、河北、中原和山东四地的地方势力，加强了中央对这些地方的实际控制。
始皇帝的脸被“打”了，但帝国中央对军队和地方郡县的控制力却得到了加强。从帝国的立场来说，这场政治风暴利大于弊，不但有利打击了地方势力和豪门贵族对分封的追求，也为帝国稳定中土和巩固统一果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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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春耕顺利结束，北方的夏收即将开始，随着笼罩在咸阳城上的乌云散去，大秦政局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好消息也从各地频频传来，最好的消息无疑就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的叛乱终于给武力强行镇压了下去，中土终于艰难地迈进了大一统时代的和平时期。
刚刚结束的政治风暴历时近一年时间，席卷了整个中土，大秦的统治阶层遭到了重创，无论是坚持“集权”的贵族集团还是坚持“分封”的贵族集团，都在风暴中损失惨重。
侥幸的是，历史没有重演，这场由“分封”贵族集团发起和推动的政治风暴，虽然其本意是挑起始皇帝和武烈王的厮杀，让这对兄弟手足相残，但最终这对兄弟在共同的政治理念的驱动下携手抗敌，棋高一着，在形势最为危机时刻来了个惊天大逆转，反手一击，给了贵族集团以沉重打击。
当咸阳政局渐趋稳定之刻，大秦的统治阶层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始皇帝是中土之主，而武烈王是大秦第一权贵，两人的力量都过于强大，更让人恐惧的是，两人在政治理念和治国策略上取得了一致，所以不论是坚持“集权”的贵族集团还是坚持“分封”的贵族集团，在新时代来临之刻，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不得不暂时放弃蠢蠢欲动的心思，转而搁置本集团的政治理念，老老实实地沿着既定国策，集中力量恢复国力，稳定中土。
这一刻不论是中枢大臣还是中央官员，不论是地方封王还是地方郡县官长，都不敢再叫嚣着“分封”，以免遭到始皇帝的雷霆打击，也不敢公开鼓吹“集权”，担心激怒武烈王遭到致命一击，大家都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跟着始皇帝的步伐前进，始终遵从咸阳宫的命令。
风暴结束了，在辽东建封国的事情再也没人敢提了，而即刻发动北伐的呼声也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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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中，太傅、上将军武烈王公子宝鼎在离石要塞的北军统率部召集东西北三大行辕官长，诸军将军等北军统率进行军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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