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烈侯公子宝鼎功勋卓著，食邑宛城五万余户，封王爵，爵号武烈王。
两位丞相隗状、王绾，太尉公子腾，御史大夫冯劫，驷车庶长公子豹，武成侯王翦、郑侯蒙武等七位上公大臣加封公爵。
九卿等上卿中枢大臣，广武侯麃公、临洮侯羌廆、舞阳侯杨端和、通武侯王贲、安平侯司马尚等上卿将军爵封列侯，食邑不等。
其余文武大臣的爵位都加升一级，就连普通士卒都封了个初级爵位，唯独遗憾的就是由爵位衍生出来的权力和财富增加甚少，但聊胜于无，总比爵秩等级制度修改之前要好，最关键的是爵位可以世袭啊，这才是最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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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赏之后就是人事调整。
中枢和地方郡县的人事仅仅做了微调，这是保证稳定的需要，而军队的调整力度却非常大，一连串的人事调整让人眼花缭乱。
武烈王公子宝鼎全权负责整个北部边疆的镇戍重任，其大行辕安置于离石要塞。
整个北部边疆的镇戍一分为四。
王翦调任西北疆军事官长，麃公镇戍北地，与陇西的镇戍军统率羌廆同受王翦节制。
蒙武调任晋西北军事官长，上郡、太原郡和河东郡的镇戍军全部受其节制。
代王公子将闾出任代北军事官长，雁门、代郡、上谷郡的镇戍军受其节制。
王贲出任东北疆军事官长，燕山南北、辽西、辽东等地都是其镇戍辖地。
司马尚调任两淮军事官长，辅佐楚王公子昌镇戍两淮。
司马断调任江东军事官长，辅佐吴王公子高镇戍江东。
中尉卿张唐调任山东军事官长，辅佐齐王公子骧镇戍山东。
内史公子成出任中尉卿，戍卫京师。
甘罗出任内史，出任京畿军政官长。
赵高回京，出任御史中丞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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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统一战争刚刚结束，咸阳就开始调兵遣将，要发动南北战争了。
进行南北战争，驱逐北虏，守护长城，这是最为冠冕堂皇的进行军事统率大调整的借口。把秦军能征善战的悍将和最精锐的军队全部集中到北部边疆，正好实现了守外虚内的国防策略。
然而，咸阳朝堂上的各政治派系控制地方郡县，发展地方势力的最强后盾就是这些声名显赫的军队统率和百战之师，如今始皇帝做出了进行南北战争的决策，以此为理由，把这些统率和军队统统调到北部边疆戍守长城，实际上就是遏制和打击了地方势力，为中央加大对地方郡县的控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赢得了足够的时间。
始皇帝在武烈王公子宝鼎的支持下，突然来了这么一招，顿时让那些打算在自己控制的地盘上大干一场的功臣们措手不及。
是不是没有对策？当然不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的形势都非常紧张，这时候无论是调动镇戍军统率还是抽调精锐军队，都将加剧地方形势的恶化。
于是以丞相为首的公卿大臣们纷纷上书劝谏，阻扰这一人事调整方案的实施，各地镇戍军统率和封国王、地方郡县官长们也是急奏咸阳，恳求始皇帝考虑到地方郡县的实际困难，暂缓或者放弃调动镇戍军。
始皇帝勃然大怒，在朝堂之上厉声警告，违抗命令者，严惩不贷。
武烈王公子宝鼎也公开支持始皇帝，他警告文武大臣们，不要把目光局限在中土，抬头看看长城外的匈奴人，一个正在威胁中土存亡的敌人已经逼近了长城，中土可以说是岌岌可危，这时候个人或者集团的利益绝对不能凌驾于王国利益之上，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都要以大局为重，要绝对遵从始皇帝和中央的命令。
武烈王的公开支持让贵族们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始皇帝手上有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假如逼得始皇帝拔剑相向，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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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们选择了屈从，纷纷率军赶赴北部边疆。
接下来，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开始商议南北战争的攻击策略。
按照武烈王的设想，南北战争的主战场就在西北疆，为此，直道修筑至关重要，但在直道修筑完成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要完成，那就是国内局势的稳定。
国内局势的稳定牵扯到方方面面，就当前形势来说，最为急迫的是东北的辽东战场和东南的闽中战场，秦军必须彻底击杀盘驻在辽东的燕人和盘驻在闽中的楚人，只有把这两国余孽从肉体上彻底摧毁，那么影响到国内局势稳定的最不安定因素就算完全铲除了。
为此，武烈王提出的建议是，今年秦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东北的燕人和东南的楚人。这两个战场各有特点，辽东战争是过于遥远，粮草辎重运输不便，而闽中战场则是距离江东太近，而江东又是刚刚拿下来的疆土，依靠这片疆土上的粮草辎重去征伐楚人，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稍有不慎就是前方攻击不利而后方叛乱迭起，大军进退维谷。
打仗必然牵扯到中央财政，而中央财政即便在实施了增赋加税、掠夺关东富豪和向巨贾赊贷等诸多措施之后，也依旧是入不敷出。
始皇帝和武烈王公子宝鼎再度取得了一致意见，今年的财政主要保证南北两个战场的需要。考虑到南北战争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而目前长城一线的镇戍军基本上可以保证阻御匈奴人的攻击，所以暂时维持长城镇戍军的数量，从山东、两淮和江东各地抽调出来的军队在洛阳集结后，则马上解散归乡，以减少中央财政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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