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豹、公子腾、公子成、公子庄都表示支持宝鼎推动秦王政立储，但他们明确反对扶苏在成为储君之后，继续出镇地方，遥领封国。
宝鼎头痛欲裂。虽然他在回京之初直言告诫宗室，要保持内部的团结，要维持咸阳宫的权威，要保证大秦的统一，但从近期宗室大臣们一系列的举措来看，分歧依旧很大，宗室们同样对分封抱有极大的欲望，很多时候他们与宝鼎意见相左，甚至根本不在一个步调上，这导致宝鼎愈发感觉到自己的“孤立”，感觉到自己处境的危险。
宝鼎实力强大直接推动了宗室势力的发展，但强大过份了，那对宗室本身来说就是个潜在的威胁。秦王政和宝鼎兄弟相残，损失最大的是谁？就是宗室和老嬴家。假如宝鼎的目标仅仅是割据北疆，做一方诸侯，那等同于摧毁“法治”的堤坝，打开了分封的大门，宗室将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但假如宝鼎的目标是篡位谋国，是要取秦王政而代之，那宗室是否还能从中获取最大利益？显然可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宗室的心态很矛盾，既不愿意看到宝鼎太强大，损害到老嬴家的利益，又不愿意看到宝鼎和秦王政兄弟同心，断绝了宗室寻求分封之路。这种矛盾的心态导致他们既想限制宝鼎实力的过度膨胀，又想利用王统更替来平稳而顺利地改变国策，继而打开分封的大门。
说白了就是宗室们希望和宝鼎齐心协力更替王统，把秦王政这个阻止分封的最大障碍清除了，大家你好我好，都能从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取最大的一块利益，至于大秦的未来是统一还是分裂，暂时无须考虑，那太过遥远了。
扶苏做了大秦储君，回京，那么山东镇戍重任由谁担当？是再派一个小王子，还是让宗室大臣出镇？或者由功臣直接镇戍？很明显，这种局面下，小王子出镇地方就是个摆设，无法帮助中央控制山东，而功臣直接镇戍，有割据地方对抗中央之祸，所以最佳镇戍者当然是宗室。将来分封诸侯，镇戍宗室摇身一变就是一国之君，这片疆土还是老嬴家的疆土，无损于老嬴家对中土的实际控制嘛。
至于燕南封国，本来就在宝鼎的控制之下，谁去镇戍都是一样，都是宝鼎的地盘。
在这些宗室大臣看来，你现在实际上已经是一方诸侯了，而你有今天，和宗室的“保驾护航”是分不开的，现在你发达了，总该提携帮助一下其他宗室吧？不能说好处都是你一个人的，“吃独食”始终不是长久之计，迟早都会被别人吞噬。
宝鼎毫无办法，只能做出妥协。
扶苏回京，宗室出镇山东，而燕南封国有两个处理办法，一个是宗室大臣以守相的身份暂领，一个是由宗室大臣辅佐某个小王子到燕南建功立业，如果能赢得远征辽东的胜利，彻底灭杀燕国，那么小王子也就可以做封君，领封国了。
这一计策让宗室各方都能获利，各方都很满意，而相比起来，宝鼎的原定计策是再度发展自身，他的本意是自身实力强大了，才能有效控制中土局势，但这是不现实的事，你发展了自己，同时也就遏制了别人，你当别人都是空气啊？不要说秦王政不答应，宗室们当然也是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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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与王绾、王翦、麃公、王戊等老秦贵族商议。双方现在隔阂很大，矛盾也很突出，但因为彼此渊源太深，政治利益也是错综纠缠，所以始终维持着脆弱的联盟关系。
在交谈中，宝鼎意识到，老秦人对王统的重视程度已经如往昔大不一样，指望说服老秦人支持自己把扶苏推上储君之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老秦人的想法改变了太多。
权力和财富必须依附而土地而存在，没有实际控制的土地，权力和财富如何体现？老秦人曾是大秦的根基，但那时候大秦疆土有限，就一个关中而已。到了昭襄王时代，大秦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巴蜀、荆宛、陇西、北地、晋中纷纷纳入版图，老秦人开拓了疆土，建下了辉煌功业，然而，这个辉煌随着武安君白起的死去，随着郿城孟西白和夏阳司马氏的禁锢，灰飞烟灭了。
老秦人迅速由盛转衰，甚至在王龁死去，王陵老迈之后，连军队的领导权都被蒙骜这个“外来户”抢去了。这是老秦人最为黑暗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熊氏外戚也遭到了重创。昭襄王很强悍，壮士断臂，一口气斩断了自己的左膀右臂，宁愿国力大损，也要集权于中央，阻止功臣们对权力和财富的过度掠夺，维持大秦的“法治”道路，让大秦继续行进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上。
昭襄王死了，继任者孝文王也死了，大秦的权柄落入华阳太后的手中，于是熊氏外戚卷土重来，而老秦人依旧是暗无天日。
就在这段时间里，在华阳太后和楚系主政之际，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开始逐渐旁落。关中当然是各方势力盘驻之地，荆宛落入熊氏手中，巴蜀被隗氏所控制，晋中则被关东人所把持，老秦人因为在中枢没有话语权，彻底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只能在军队里顽强挣扎。至于宗室，也就只剩下管理王族事务这最后一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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