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决策中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
他给了功臣们一个实现自己目标的机会。你如果一鼓作气打过大江，你就赢了，但假如你受阻于大江，那就对不起，我不可能给你足够长的时间来对抗中央，而武烈侯和北疆也不可能坐失发展壮大的时机。
功臣们有信心一鼓作气打过大江，但秦王政既然拿出了这么一个条件，那么武烈侯和北疆肯定要从中作梗，秦王政和咸阳宫也会设置障碍，可以预见，南征大军肯定要在大江北岸停下来。
这一停下来，形势就变了，秦王政和武烈侯联手，要修筑直道，要远征西南。
直道修筑毕竟受制于作业条件，工期长，属于长期性投入，每一工期投入有限，说停也就停了，但远征西南不一样，那是一次性投入，投入巨大，而且一旦投入就不能停下来，否则几十万远征大军怎么办？
远征西南可以说夺走了中央的全部财政，即便南征大军做好了渡江作战的准备，中央也没有财政支撑大军渡江作战了，如此一来统一大战也就暂时停了下来，而功臣们乘机壮大地方势力的步伐也就慢了下来。
远征西南的战略意义谁都知道，虽然这个战略目的能否像预想的那样实现是个未知数，但最起码在远征军开辟了西南之后，秦王政和中央的权威会有所提高，而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假如远征军在占据西南后，转而北上杀进江东，那势必破坏了功臣们利用占据江东来扩大地方势力的计策，其后果非常严重。
仔细想一想，不难发现秦王政这一决策的真正目的。这一决策看上去是挑起武烈侯和功臣们对中央财政的争夺，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拿中央财政去远征西南，从而彻底击败武烈侯和功臣们妄图壮大地方势力对抗中央的图谋。
说白了，秦王政既不想打江东完成统一大业，也不想修筑直道发展北疆，他就是想拿中央财政去远征西南，继而遏制武烈侯和功臣们壮大地方势力，继而给中央赢得足够的时间来控制更多的地方郡县，最终帮助中央成功阻御“分封”大潮的冲击。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这是在武烈侯和功臣们都没有采取相应对策的情况下，假如武烈侯一定要修筑直道，而功臣们一定要打过大江，秦王政一定要远征西南，那么大家都要抢夺中央财政，最后就会形成最为恶劣的一种结果，那就是迫使中央加大赋税的征缴力度，拼命地“压榨”普罗大众，把“官”与“民”的矛盾推到极致。
到了那个时候就是生死悬于一线了，还要不要保住统一战果？还想不想瓜分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还是否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帝国，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
这就是拿未来的帝国做豪赌，谁不敢赌，谁迟疑不决，谁就输了，但谁敢赌，谁就是义无反顾地去舍身赴死，还是输。
这就是一个有输无赢的赌局，唯一能确保胜算的就是“庄家”，就是秦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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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大臣们不管自己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也不管自己隶属于哪个政治势力，他首先必须站在中枢决策者的立场上考虑王国的未来。只要王国能在未来获得丰厚的利益，那么其所在的政治势力才能获得需要的利益，才能实现所追求的政治理念，否则，一切都是井中月水中花，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现在，秦王政的决策满足了他们对利益的追求，但结果是王国的利益被无限制地掠夺，中央财政肯定要崩溃，王国的未来一片黑暗。国祚岌岌可危，王国的利益得不到保证，依附于王国而生存的政治势力又拿什么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未来？
中枢大臣们的质疑声越来越大，但秦王政始终保持沉默。
他拿出这个决策后，他就是旁观者了，他相信没有哪个中枢大臣会反对自己的决策。当前形势下，还有比这个更完美的决策吗？肯定没有。
至于中枢大臣们的质疑，都集中在中央财政上，而如何提高中央财政，那不是秦王政这个最高决策者的事情，而是中枢大臣们的本职工作。
中枢议事很快进入高潮。
中央两大财政官长治粟内史卿冯去疾和少府卿王戊明确表态，中央财政无法保证大军在渡淮作战后继续进行渡江作战，也就是说，即便秦军在军事上具备了吞灭楚国的能力，但因为中央财政的极度匮乏，大军也只能止步于大江北岸。
言下之意，中央财政既然无法支撑大军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统一战争，那就更不要说去远征西南或者修筑直道了。
太尉公子腾、上将军王翦、蒙武、麃公，卫尉卿李瑶、中尉卿张唐等大臣从军事角度和统一战争的形势出发，强烈要求在最短时间完成灭楚之战，为此他们建议中枢马上修改赋税政策，加大赋税的征缴和徭役的征发力度。
太傅公子宝鼎、郎中令蒙嘉、廷尉卿李斯、御史中丞甘罗、内史公子成等大臣极力反对增加赋税和徭役，认为这是竭泽而渔，必将危及到国祚的安危。
这时候右丞相隗状、左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驷车庶长公子豹四位上公大臣提出了一个折衷意见，暂时不做增赋加徭的考虑，先进行渡淮作战，假如渡淮作战顺利，渡江作战也万事俱备，那么中央就以完成统一大业为第一要务，下令增赋加徭，全力保证大军渡江作战，完成中土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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