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烈侯的这个奏议让咸阳大吃一惊。
训练壮勇是正常的事，以军队编制进行集中训练也很正常，过去关中蓝田大营和晋中太原大营都是以这种方式训练壮勇，这样一旦打起仗来，地方军拉到战场上就是绝对主力，否则如何保持军队的战斗力？
这几年关中和晋中的壮勇全部到了前线，不在北方战场就在中原战场，蓝田大营和太原大营就是一个空架子，大秦本土尤其京畿的防守力量已经削弱到了极致。当然，这和统一进程的快速发展有关，过去出了函谷关、井陉塞和句注塞就是前线，蓝田大营和太原大营的作用至关重要，进可攻退可守。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秦的疆域迅速扩大，北方边疆是代北和燕南，东部前线在中原的大梁也就是鸿沟一线，关中和晋中成了本土腹地，蓝田大营和太原大营的军队当然也就随之远离本土腹地了。
这种新形势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央空虚。疆域大了，前线远了，而在外征战的军队却还是本土的军队，短时间内被征服土地上的“新国民”忠诚度非常低，不能使用，即便征调也是数量有限，所以中央空虚是必然。正是因为如此，武烈侯才提出了“虚内守外”的国防新策略。
新形势的出现不代表大秦君臣就能随之改变治国理念，改变统治策略，尤其在这个关系到大秦兴衰存亡之刻，顽固的保守思想肯定是主流。从秦王政到中枢大臣，一个个身处历史洪流之中，一个个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对未来的无知导致他们非常恐惧，每走一步都战战兢兢，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坚持固有的治国理念，坚持传统的统治策略，在此基础上进行谨慎而微小的调整就成为一种必然。
谁能抓住时代的脉搏大踏步前进？唯有先知先觉的武烈侯而已，唯有那些追随武烈侯、崇拜武烈侯、盲从武烈侯和与武烈侯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人。
咸阳的保守派实际上就是以秦王政为首的坚持“法治”、坚持中央集权制的所谓的激进势力。这个“激进”实质上是建立在大秦传承了一百余年的“法治”基础上，激进的“法治”理念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而固有的传统的“法治”治国理念是否还与新时代的发展相适应？
秦王政和部分中枢大臣坚持“守内虚外”的国防策略，也就是说，统一之后，军权要集中于中央，军队要控制在中央手上，屏卫京畿，而边疆镇戍则交给封国和边郡地方军，一旦有外虏入侵，中央的军队则飞速赶赴边疆战场。
秦王政要修建咸阳到北疆的“直道”，其目的就是控制边疆，其根源则是来自于“守内虚外”的国防策略。
武烈侯妥协了，甚至在“直道”的修筑上拿出了比秦王政更好的方案，但武烈侯显然是“以退为进”，说一套做一套。
武烈侯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构建北方完整的防御体系，这正常；武烈侯要在北疆垦荒屯田，发展农耕畜牧，发展工商业，这也正常；武烈侯要增强北方镇戍力量，抓紧时间训练边郡壮勇，这同样正常。但是，把这三件事放到国策变革的争论上，放到现在的新形势里，放到统一前后中土局势的变化中，再仔细看一看，想一想，不禁让人骇然心惊。
武烈侯这是在抓紧一切时间，抓住一切机会打造自己的独立王国啊。
代北、燕南和中山三地有多少壮勇？其中又有多少北虏诸种的强悍勇士？以军队编制进行训练，实际上就是建设新军队，这个军队数量有多少？北方战场本来就有二十万镇戍军，再加上这支新建的由北方壮勇组成的军队，那么北方镇戍军的规模将达到何等恐怖的地步？
武烈侯要稳固北疆，要在代北战场与匈奴人作战，还要远征辽东，还要承担戍守中土之责，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再加上北疆强悍的武力，足以让咸阳屈服，不得不在财赋上和政策上给予全方位的支持。
如此一来，武烈侯的北方力量越来越强大，反之，咸阳受到威胁，中枢的权威摇摇欲坠，而更严重的是，中原决战结束后，咸阳所能控制的军队还剩下多少？粮食几个月就熟了，而人需要十几年才能长大，关中和晋中在短时间内不可能给咸阳提供足够的壮勇了，失去了武力保护的咸阳，失去了军队支持的中央，还能对地方形成多大的威慑力？还能实际控制地方尤其那些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边郡和封国吗？
咸阳看到了来自北方的威胁，但无计可施。
武烈侯击败匈奴人稳固了北方防线，正因为如此咸阳才条件进行中原决战。随后他提出构建北方防御体系，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没有拒绝的理由，中央在财赋上暂时不能支持，政策上就要给予大尺度的倾斜。接着武烈侯就是公开组建军队增加自己的武力了。
北方镇戍要不要一支庞大的军队？你从北方战场调走了二十万大军，而匈奴人就在塞外虎视眈眈，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增加北方武力？如果你拒绝，那北方形势骤然恶化，由此导致中原决战失败，责任就要由你中央承担了。
面对武烈侯赤－裸－裸的威胁，咸阳一筹莫展，只有答应，痛痛快快的答应，而唯一的指望就是中原决战了。只要把中原决战打赢了，秦王政和中枢获得了功勋，赢得了威望，那再遏制和打击武烈侯也为时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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