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秦人和楚系势力对此非常清楚，因此不惜代价逼迫秦王政下令“逐客”，只要把关东系赶离朝堂，那么大秦的这些豪门世家贵族马上就能掌控王国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权，如此大秦即便还是坚持“法治”这个基本国策，那也是一种有利于豪门世家贵族利益的变革之后的“法治”了。
宝鼎对此也是非常清楚，但他阻止不了，随着老秦人完全崛起，随着楚系力量在熊氏外戚的没落后顽强坚持下来，宝鼎对本利益集团已经逐渐失去控制。
其实他早在咸阳组建这个利益集团的时候，他就无力控制这个利益集团的决策，只不过当时几个势力都需要武烈侯的迅速崛起，都需要通过他来缓和与其他势力的矛盾，所以很多时候几个势力都围绕着武烈侯的决策而推动局势发展。等到武烈侯崛起了，局势也完全变了，这个利益集团的松散性也就暴露无疑。如今几个势力虽然还是尊重武烈侯的决策，但很多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毕竟这个集团当初之所以能组建，是因为各势力有共同的利益需求，有合作的基础，如今这个基础动摇了，合作也就困难了，武烈侯若想协调一致，更是难上加难。
宝鼎自知无法说服老秦人和楚系熊氏放弃对咸阳宫的持续“攻击”，那么他只能保持沉默。
老秦人需要什么？需要掌控朝政。大秦是老秦人的大秦，老秦人当然要控制朝政。当年武安君白起就想做到这一步，所以他不遗余力打击关东系，甚至不惜与昭襄王决裂，结果武安君输了，老秦人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如今终于翻身了，找到摧毁关东系的机会，他们岂肯放弃？
上将军王翦至今没有说话，一旦他说话了，咸阳宫将面临空前压力。
楚系熊氏需要什么？需要掌控王统。老秦人和熊氏外戚有过美好的合作期。当年大秦在宣太后的掌控下，熊氏外戚和老秦人通力合作，内外携手，横扫天下。那个时候，关东系被压制到了极致，但随着范睢的到来，随着宣太后的薨亡，咸阳政局突然就变了，熊氏外戚和老秦人先后被昭襄王和关东系血腥镇制，于是大秦战无不克的神话瞬间破裂。
现在熊氏外戚和老秦人再度合作，双方各取所需。熊氏外戚帮助老秦人进一步扩大在朝堂上的掌控权，老秦人则帮助熊氏外戚取得王统的控制权，试想此刻熊氏外戚怎么会放弃眼前的大好时机？
然而，秦王政的性格非常倔犟，他不会屈服。从历史角度来审视秦王政的一生，不难发现他和昭襄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人的身体里都流淌着宁死不屈的血液。秦王政宁死不屈，那么即使君臣之间斗得两败俱伤，即使大秦国力因此受损，即使统一大业因此再遭重挫，他也绝不会退让一步。
继续这样斗下去，咸阳政局还会再掀血腥，秦王政一怒之下，必然要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王权，再度杀人。
宝鼎是咸阳政局发展的关键，他挑起了这场风暴，并试图置身事外，以免兄弟反目，自相残杀，但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他不得不出面力挽狂澜，阻止这场风暴的蔓延了。
他该怎么做？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帮助老秦人和熊氏外戚，咸阳宫和秦王政的威信会进一步受到打击，而以秦王政的性格，必定是两败俱伤之局，大秦的统一大业必将受阻。
宝鼎无意和秦王政反目，更不想让咸阳宫和秦王政的威信再受打击，尤其重要的是，他不能让豪门贵族把持朝政，那损失的不仅仅是统一大业，就连未来的帝国命运都无从掌控。
大秦因为“法治”而强大，因为“法治”而统一中土，未来大秦还要继续走这条路，以便在未来的南北战争中赢得绝对优势。“法治”这个基本国策不能变，宝鼎需要的是“法治”的变革，是阻止“法治”走向极度，以避免高度集权的“法治”摧毁未来的帝国。
从这一观点出发，宝鼎必须帮助秦王政摆脱当前的危机，以维护老嬴家和大秦王国的利益。
但如此一来，宝鼎必然会走到老秦人和熊氏外戚的对立面，昔日的盟友变成了朝堂上的政敌，虽然短期内宝鼎可以帮助秦王政结束这场政治风暴，但未来的路却更加难走了，未来帝国的命运也更加难以把握了。
宝鼎难以取舍，他一直在思考，一直想找到一条两全其美的路。
这天，他接到了秦王政的书信，书信上只有短短四个字：速回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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