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轨感觉时不凡“够阴”的，居然把这个航海学院的预科却实行普及文化，这样到时候士族当然会反对。可是时不凡直接扣帽子，谁敢反对航海学院预科，那也就是反对航海学院。反对航海学院，安也就是反对大唐去灭亡高句丽，反对灭亡高句丽，那也就是反对为中华子弟报仇，反对为中华字第报仇，那也就是汉奸****民族罪人，人人得而诛之。这种扣帽子，时不凡这个擅长于诡辩之人最擅长了。人身攻击扣帽子，那可是一个诡辩当中常用的手段，那些士族敢反对那时不凡也就敢借刀杀人，借用滔滔民族大义来抹黑他。
这种扣帽子的手段，是很多后世“爱国.贼”常用的手段，那些“爱国.贼”谁反对他们谁就是不爱国，谁就是民族罪人，听不进去不同意见，直接扣帽子。所以时不凡不如借用一下，借用这个汉人和高句丽的民族大义扣帽子，这顶帽子时不凡不相信那些家伙敢戴上。这种手段简直是太简单了，直接人身攻击，谁反对自己谁就是民族罪人，这样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谁要是反对这个航海学院谁就是反对灭高句丽，谁反对灭高句丽，那等着被全国人喷死。
有这么好的机会不用，如果时不凡不用那才是傻子。灭高句丽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光是组建海军都不下六七年。六七年，这些拥有基础文化的人都可以犹如滚雪球一样的壮大，那个时候哪怕灭了高句丽，难道还能够让这些人脑子里面的知识都给凭空遗忘了吗？所以还是那句话，书籍是谁的不重要，关键是知识学到了手就行。说到底书籍不过是知识的载体，书籍的所有权不用太过看重的，知识学到了脑子就行。
“时员外郎，我一定把这个事情给办好了，尽快的普及文化知识，然后争取早日让天下百姓都读得起书。既然有这个机会，那我们当然要抓住了。这个时候阻力是最小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民族大义来作为推动，这样任何人都不敢直接反对了。我们也就掌握了大义，那个如果谁敢反对，那也就是反对民族大义，那谁都要倒霉。既然有了这个机会，那我们自然要抓住了。我们借用预科为名，其实主要是弄这个普及文化之实，那这样我们方便了很多。时员外郎说得对，朝廷衮衮诸公虽然掌握了决策权，可是执行权却掌握在我们手里，那我们也就要利用好手里的执行权，来替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是否执行，怎么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那也都是我们来决定的。我们只要用好了我们的优势，扬长避短，那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刘仁轨说。
时不凡称赞说：“好，你明白就好，只要明白了这一点，那一切也都是很简单了。别整天把目光网上看，网上看不一定很有用。其实往下看，也是有好处的。下面，代表了根基，这样我们掌握了我们的优势。我们虽然官卑职小，可是却掌握了执行权，是否执行，怎么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都要看我们的。其实很多人认为高层官员权力大，意味着自由。其实未必哦，在高层凡人是最不自由的，在底层相反获得更多的自由操控的权力。高层官员又能够如何，我们只要掌握了执行权，那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上头那些士族下令，我们敷衍过去。难道还能帮我们怎么样，他们士族才那么几个人，又不可能把所有士族人都安排进入官场来为官，所以他们只能够抓住中枢的职位。不过我们却抓住了执行权，然后通过各种‘使职’来架空他们，再加上我们培植因为我们政策而受益的群体，那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等到十几二十年之后，我们身后的利益群体成长成为了参天大树，那天下大势尽在我们掌控当中。一旦生产力变革，把士族的土地财富给稀释了，那他们也就是一只死老虎了。”
时不凡的意思其实还是很简单，鼓励工商业发展，当粮食产量暴增，激发工商业发展之后。那可以用工商业所产生的巨大财富稀释掉士族所谓的土地财富，当士族的土地财富占据天下财富的越来越少的比例，那他们必然会被历史长河给清理出去。士族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还有文化特权根基在于农业庄园经济，而这种庄园经济所需要的土地很大。以唐朝的农业生产能力，需要一百亩土地才能偶一家人生存。哪怕时不凡采用了新式的耕种方式，那也不会减少太多倍。可是工业不同，就拿后世那个知名的连续十几跳的某个著名企业来说，他们用两千一百亩土地，解决了六十万人的就业需要，如果节省一些足以间接养活可能二百万人的生存所需。
可是如果用这个两千多亩地来作为农业需要，以唐朝的生产能力顶多可以满足不超过五十个家庭的需要，不过绝对不到一千人而已。一个是二百万，一个是不到一千人，孰轻孰重可想而知。既然士族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农业庄园上的，那时不凡不介意用工商业来稀释他们的所谓土地财富。工商业所能够创造的财富，用土地平均来说那比农业高了无数倍。同样的土地面积足以养活更多甚至几千倍甚至上万倍的人口就业生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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