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比之早几年，情况大有缓解。
早几年，从美洲到大明的白银流入商路关闭，紧接着向大明输入白银极多的日本也开始闭关锁国，这使得大明的白银输入量大减。
在经历了万历改革之后，大明是终于确定了白银本位制度。虽说本来应当是银铜复本位制度，但大明的铜钱体系早就因为铜钱不足、私铸严重等情况毁了。
最终大明还是成了银本位制。
银本位制看起来促进了商业繁荣，尤其是当大明开放了海禁之后，随着欧洲人将从美洲获取的大量白银不断的运来东亚，利用欧洲金贵银贱，大明银贵金贱的差别，大肆用白银套取黄金牟取暴利。
欧洲人尤其是当时的西班牙人，他们载着成船的白银，换取大明出产的各种瓷器、丝绸等等商品。
表面上看来，当时的海贸一片繁荣，商人们大赚特赚，朝廷也赚取不少税收，似乎就是百姓也因此赚了不少的钱。
但实际上，大明用辛苦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换来的却是一堆不能吃不能喝的银子。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其实大明是吃了大亏的。大明以银为本位制，但大明本身的银却产量严重不足，主要靠从美洲和日本来的白银进口。这使得大明其实完全丧失了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权。
懂得些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货币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国家如果连发行货币的权利都没有，那是相当危险的。
拥有发行货币权，就能拥有两项最重要的特权，一是铸币税。就如刘钧的四海银行，通过把银锭进行融化铸造，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但收取了加工的费用，而且他还通过把八成八的银币做为十成币值的银币发行流通，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是在收取一笔很高昂的铸币税。
大明在此之前，一直没有铸币，因此也一直流失着这笔丰厚的铸币税。
然后发行货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权，那就是调控权。
在国家经济中，货币的供应量是十分重要的，只有适当的货币供应量才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货币供给太多，如宋代的交子和元明的宝钞一样，滥发而没准备金，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扭曲物价，从面损害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混乱。
而同样的，如果货币供给太少，就会导致通货紧缩，百业萧条。如在唐时，就一直存在着钱荒，朝廷甚至不得不以钱帛兼行，把帛当成货币，甚至把谷物、布当成交易货币。这使得交易极为不便，大大损害了经济的发展。
崇祯朝之时，就是如此。美州和日本的白银输入一下子停止，每年原本从海外流入两百四十万两左右的白银，加上自产的每年三十万两左右的白银，都才勉强维持。一下子少了二百多万的输入量，立马导致银本位制的大明出现了货币不足的情况。
而这个时候，白银紧缺，又导致那些商人们开始窖藏囤积白银，等待升值，这越发的使得市场上货币紧缺，最终经济大受影响，大明爆发了经济危险。
而如今大明的经济恢复的景象，并不完全是因为军事形势上的好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海贸的重新恢复，大明与欧洲诸国与日本的重新商路打通，白银的继续输入。
再加上四海银行的建立和发展，四海银行银币的铸造发行，增大了货币量。而银行的存款利息，又吸引了那些窖藏起来的白银的存入银行，经过铸币、贷款后，投入了市场流通，加大了流通量。
特别是当银元的信用建立起来后，刘钧发行的银元券，使得大明的货币供应量扩大了许多，大大缓解了大明的货币紧缺。
不过大明这样一个世界第一经济体，要维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其需要的货币量是十分巨大的。
按四海银行的调查显示，大明这些年从海外输入进来的白银达到三亿两左右，而大明历年的生产，加上以往各朝的存储，到了现在，整个大明官方和民间的白银存量达到七亿两左右，这还是除去了不少白银被制造成首饰等情况。
七亿两白银的存量，听起来很多。但实际上大明百姓过亿，平均每人持有量不过五两左右。
就这么点持有量，对于整个大明来说，是严重不足的，严重妨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也妨碍了国家的税收。
刘钧认为，大明的货币量增加五倍，都还无法达到满足。
但白银的产量是有限的，尤其是大明自己一年还只有不到三十万两的白银产量，每年全靠从海外商贸交易中换回来二百多万两白银。为换回这些白银，还是用了无数的商品，导致了东南等这些鱼米之乡，反而成了粮食输入区，对整个大明来说，也是影响极大的。
因为白银的产量不足，输入难，这种不稳定便导致了大明货币体系的紊乱，甚至引发实体经济的紊乱。
因为银本位制，大明这个本身白银又主要靠进口，一直白银紧缺的国家，便完全无法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控。
但纸币却不用辛苦的用各种商品去交换白银，甚至数量也不用受限制。
掌控着四海银行的刘钧，可以轻松的印刷大量的纸币，加大货币的供给量。不过增发纸币，刘钧必须有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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