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慈悲为怀，不忍看到这么多无辜死在张的刀下，曾冒死对张苦苦哀求。
张献忠却说：“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而实爱之也。”
这句听起来颇有点玄奥的话，揭示了张献忠的灰色甚至是黑色的人生观。
这一人生观在他那着名的《七杀碑》也得到印证：
天付万物以与人，人无一物以对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碑文翻译成白话就是：“天生万物给人，人的所作所为却对不起上天，所以被杀也是活该，成了鬼，也别怨我。”
在张献忠的眼里，这个世界人心败坏，无官不贪，无人不恶，人人该杀。
明末农民起义军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两大起义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没有后代。
李自成对两任妻子都比较专一，这两个女人却都没有生育，并且先后与他人私奔。
张献忠则似乎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人，他身边的女人经常是在陪宿几夜之后就被杀掉。并且，张献忠对漂亮女人有一种难以理解的仇恨，对折磨她们总是有着格外的兴趣。
在可信度较高的史料中，没有发现张献忠有过孩子的证据，只知道他认了许多义子。
如果猜测这两位领袖在性能力方面有问题，也许不能说是毫无道理。
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这一事实给人带来的挫折感是今天的人们很难体会的。
这也许是强化张献忠厌世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
破坏这个世界，多年来是他唯一的快乐来源。操纵别人的生命，则是他感受自我存在价值的重要方式。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在入川之前，关于张献忠的喜怒无常记载就非常之多。
他到汉州时，许多百姓“匍伏道左”来欢迎他。张献忠很高兴，遂赏给每个人一块元宝。
回新都时，同样有百姓早早地来到道边迎接他，张献忠却勃然大怒：“你们是想要老子的元宝吗？”折断路边的粗树枝对着人群乱打，当场打伤数人。
张献忠的喜怒无常，隐含着的无疑是能够随意决定别人命运的从容与自得。
疯子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借助理智力量的疯子。
张献忠就是这样。眼看彻底平乱无望，张献忠想出了釜底抽薪之计。
虽然他通过科举，已经把大部分读书人网罗进城市严加看管，但漏网之人毕竟还有不少。
全川大乱，这些不安分的生员秀才显然又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在各地组织地主武装与大西军作战的诸生们更多，如雅州朱俸尹、郑延爵，绵竹胡国柱，邛（qiong）州叶大宾，南充樊明善、王景启，顺庆邹简臣、赵司铉，夹江黎应大，宜宾张文灿，江安罗文灿。
张献忠觉得很有必要对读书人再进行一次大清洗。
大齐元年（公元1645年）春末，大西皇帝张献忠在全川境内发布“选举考试令”，以帝国初建，亟需人才，命令全川读书人，一律赴成都应考。
考取者，将按等授以官爵。令各地军人搜查，百姓检举，如果不出来应考，本人全家斩首，不报告的邻居连坐。
由于知道张献忠喜欢搞科举，所以川人并不以为异。
命令一下，大家知道“大西皇帝”军令严明，纷纷整理行李，带上家人仆从，“诸生远近争赴”，住进了大慈寺。
进去之后，就不许出门，关押起来，一如囚犯。
一个月之后，各地报告，生员已经齐聚。
于是，张献忠采取行动了。
“考”了三天，除了十几名年龄幼小的、张献忠看着喜欢想留为己用的孩子之外，剩下的一万七千人，全被张献忠下令杀了。
其次消灭的是“僧道、医卜、阴阳诸流，及百工技艺人”，这些人是流民中的精英人物。
没有人比张献忠更熟悉农民运动的规律，他知道，农民们是一堆干透了的柴火，而这些有知识、见多识广、爱动脑筋的人就是一个个危险的火种。
历次起事都是由于这些不安分的人振臂一呼，广大愚民才起而响应。
此等人亦应作为不安定分子，除之而后快。所以，张献忠亦采取欺骗手法，“托言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工之类，至则皆死”。
仅在成都城一地，他就杀死和尚两千多人。
然而，杀了这些火种，却没起多大作用。各地再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
这些四川人，简直是杀了一百，站起一千，前仆后继，与他张献忠为难。
一旦那些从穷山大野里杀出来的叛乱武装攻向城市，城里的居民就迫不及待地里应外合，群起攻杀守城的张献忠军，欢迎那些“再起义”的队伍。
张献忠征战十余年，从未见过这样的百姓。在其他各处，百姓对他都是俯首帖耳，战战兢兢，唯蜀人“忘恩负义”。
他不解地问部下：“朕得蜀二年，蜀民恩之不附，威之不畏，屡抚屡叛，将若之何？”他忘了，他以前攻破一地，最长不过数月。而今他在四川据守时间如此之长，措施如此之烈，百姓们除了造反，已经没有任何活下去的希望。
张献忠分析各地情报，各地城池失守，城里人民做内应通风报信起了关键作用。
这样一想，他觉得成都城内处处都是危险。从这个城市人民的表情上，张献忠早已读出了他们内心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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