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坚定地的态度、明确的要求无疑让所有晋察冀军区的干部们精神受到震动，小五台山上与刘钢争辩的理由全被聂荣臻逐条驳斥，一个个陷入深思当中。
刘钢作为负责作战指挥的军事领导很清楚军区的实力，在他看来军区现有的兵力火力远远超过平型关时八路军全军的实力，那时装备与国军相仿，既有外线突击、预设伏击也有层层阵地阻击，最终取得胜利靠的是陈海松宽阔的战略视野和层层剥皮似的削弱敌火力战术，抵达平型关下的鬼子已经成了待宰的羔羊，没有飞机、重炮，连弹药粮食都无法保障。
现在军区经过多次整补拥有四个主力师、十几个独立团，火炮数百门、机枪近千挺，全部日械装备。他一直希望在军区部队中展开正规化整军，形成几支像晋绥三师那样能攻善守的合成化部队，可惜连续的人员调整和频繁的作战让他的计划停留在构想上。
他当初是一心想跟张振宇去论能力水平的陈海松第七战区的，是在张振宇的命令和聂总的挽留下勉强留下的。聂总对他很信任，放手让他按照八路军条令条例整编部队、组织训练、制定作战计划，可计划总是到了旅、团两级不能顺利完整的执行。
几名新任部队主官都是从其他部队调过来的红军勇将，长征时期都是军、师级领导，而他只是西路军总部一局的营级参谋，年龄、资历差了不少，即便他是陈海松所欣赏并重点培养的年轻将领，在同样注重出身、资历的八路军部队里还是被一定程度的轻视。
加上山地游击战各部高度分散，军区只是提供指导性意见，具体的训练编制、战术选择、出战时机由部队主官把握，习惯了游击战术的旅、团长们忙于巩固山区根据地、收集生存物资、发展地方武装，并没有主动进行大兵团正规化训练、合成化作战的精力和构想。
日常作战很少超过营级规模，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兵团诸兵种协同的战役指挥水平的提高，以致在作战中相对保守、用兵谨慎、兵力火力投入不足，营连级别的攻防战术还算熟练，团以上兵力的使用相当生疏，缺乏战役准备与实施的组织经验。
他多次向聂总提出组织军区主力对在根据地横行的混成第二旅团的围歼作战，做事谨慎的聂总考虑到部队调整变化较大，来自115师、120师、总部的各级主官尚在熟悉部队、地形、敌情、根据地情况，部队新兵较多缺乏大战经验，希望能够再巩固一段时间。
直到关中战役、洛阳战役拉空了晋北地区日军兵力，聂总和贺总集中晋察冀、晋西北两大军区的主力发起了大同战役，全歼了阿部规秀重创了26师团，迎来了整编整训的大好时机，可晋北部队再次调整晋察冀军区防区扩大，各旅扩编成师分散在各处独立发展。
他只好把精力放在大同周围的宋时轮第一师身上希望打造出一支战役决战力量。刚刚有点眉目鬼子开始重兵西进，他和聂总根据总部命令安排一师向天镇以东的丘陵地带占领阻击阵地确保大同安全，命令章拯宇四师前出涞源、易县，向平汉铁路保定段施加压力支援冀中作战，命令邓华二师、陈伯钧三师沿公路铁路层层阻击迟滞双方汇合，尽可能消耗敌人。
结果暴露出部队游击习气过重，缺乏正规防御战能力的弱点，蒙受了重大损失，他既痛心也很疑惑，为什么独立旅部队可以轻松完成的战斗任务在力量得到加强的新部队手里就难以实现呢？那些早已写进条令条例的作战原则战术要求就得不到贯彻落实呢？
小五台山上激烈的争论让他终于意识到，由于陈海松的存在独立旅、19军所属部队全面接受了他的军事思想、训练意图、作战方式方法，主动性、有利性、灵活性、整体性原则渗透进每个指挥员的思想深处，而其他部队过来的指挥员这一方面相去甚远。
八路军是共产党统一领导的不假，可来自三个方面军的各位指挥员受家庭出身、文化水平、成长环境的影响在性格、能力、军事政治素质方面差别很大。在执行党的政策、贯彻军队条令、完成作战任务时思想的高下视野的宽窄同样引来各种观念的冲突。
并不是参加了共产党就成了完人的，农民习气、军阀习气、个人主义思想、宗派思想、自由主义思想无时无刻不在部队中有所反映，要不是党纪军规的严格约束跟国军部队没什么两样，农民为主的八路军甚至更加严重，无怪陈海松一直在向中央要求开展新式整风运动。
反映在军队里则是大量干部习惯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单一的步兵阻击冲锋那种简单的战斗方式，战场视野很有限，对手里增多的兵员弹药机枪火炮不会科学的使用，无法形成整体攻防优势，满足于零敲碎打占小便宜，不知道通过合理的组织可以获得更大的战果。
他从朱老总和聂总的发言中看到了八路军战术思想的转变，这正是自己努力去实现的愿望，心里一阵激动。陈司令说得对，军队是为战争而存在并在战争中不断强大，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军队的战略战术、装备编制必然随着发生调整，否则就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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