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中广一少佐是搞情报的也在关东军里工作过一段，当然知道白俄中的‘爱国同盟’，那都是些仇视阶级革命、受到斯大林残酷统治无法生活下去的叛逃者，数量有十多万，其中很多在为帝国工作，但也有一些被苏俄情报机关收买替苏军收集情报、暗中资助抗日武装。
去年年初陈海松大闹哈尔滨时，几个情报系统相继暴露，其中两个竟是‘爱国同盟’下属的外围组织，可见‘爱国同盟’已经被苏俄情报系统渗透，良莠不齐，因为国籍的关系，无法取得正当职业、生活窘困，很容易被各方势力拉拢收买，他是打心底鄙视这些人的。
虽然此人得到田中玖将军、西野忠大佐、宇多川达也中佐的信任，可难保不是苏俄情报机关的密探，如此重大的行动混进来奸细那可就是帝国的灾难了，引发的外交纠纷非同小可。
他继续凶巴巴地追问道：“你的姓名、籍贯、家庭背景、宗教信仰。”
被竹中这么毫不客气地盯着，以为会获得尊重的翻译显露出一丝慌张，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阿列克斯.巴扎洛夫，俄罗斯族，1901年生于乌法，1918年前全家住在喀山。
革命前，父亲是财政部喀山金库的一名管理者，母亲是贵族，哥哥是参加过一战的退役少校，姐姐出嫁去了莫斯科，全家人都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信仰万能的天主。”
“来满洲的时间，从事的职业，怎么进入这个小组的？”竹中趁势追击、希望找到破绽。
谁知，巴扎洛夫很快恢复了冷静，叹了一口气说：“唉，说来话长，我们这些离开俄罗斯的失去祖国的可怜人哪个没有一腔的辛酸。更没想到会在异国他乡一呆就是20年。
1918年高尔察克海军上将从远东赶到乌法成立了俄国临时政府，聚集了15万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民众向莫斯科、基辅攻击，准备汇合西南方向的邓尼金、西北方向的尤登尼奇夹攻推翻工农政权。我和我的父亲、哥哥就是此时加入到政府军中的，那年我才17岁。
后来你们是知道的，各方反抗势力不能团结，分散在三处被托洛茨基各个击破，临时政府不得不向东溃逃，那个奇寒无比的冬天里125万人包括主教、神甫、修女、贵族、教授、平民死在了漫长的六千公里的逃亡路途中，幸运地赶到终点乌兰乌德的只剩下寥寥三万人。”
“你就是那三万人中的一员？”竹中是了解这段悲剧的，不免生出一丝同情。
“是的，逃亡途中我失去了所有亲人，赞美圣母玛利亚，我幸运的被选进高尔察克的卫队，虽然是最后离开鄂木斯克的，我们有汽车、有雪橇、沿途大批冻死在冰雪中的同袍给我们提供了取暖的皮衣、物资，虽然我们丢失了500吨黄金却大部分安然抵达伊尔库茨克。
可惜历尽千难万险穿越整个西伯利亚得到的却是背叛，法国将军热南指挥的远东武装、盖达指挥的捷克军团、谢苗诺夫指挥的哥萨克武装为了换取自己平安离开俄国出卖了高尔察克和俄国临时政府，把执政官和内阁总理佩佩利亚耶夫扣押当成筹码交给了布尔什维克。
契卡把最高执政官和总理审问了两周无法让两人归顺工农政权，莫斯科下达了镇压命令，我们眼看着他俩和十几位公爵、将军被押到安加拉河的冰窟窿前。执政官很坦然没有什么愤怒和忧伤，依然那样高贵优雅，拒绝蒙住双眼，要求给一把凳子吸一支烟。
我们不知道那短短的五分钟里执政官想了什么、袅袅的青烟中我们只是感到蜷缩在椅子里的他很疲惫、他为俄罗斯的自由民主付出了全部，可四分五裂的抵抗组织、愚蠢自私的贵族首领让他的心血付诸东流。随着烟头落进雪地枪声随之响起，他们的遗体被扔进冰窟窿。
你们应该知道我们这些高尔察克上将的部下当时的心情，我们痛恨，痛恨俄罗斯土地上所有的政治派别、所有的互相攻击、互相出卖的军队，从此对俄罗斯失去了希望。
当时白卫军要撤离远东、布尔什维克力量有限，漏洞很多我们这些厌倦了飘泊、厌倦了争斗、厌倦了政治的幸存者穿越了原始森林赶到赤塔，挤上火车跑到了哈尔滨。”
“你们此后是如何生活的？十几万俄罗斯人生活在满洲不会成为内部隐患吗？”
“辛亥革命前的1896年为了修建中东铁路，俄罗斯人就开始在黑龙江以南地区生活了，满洲里、海拉尔、扎兰屯、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绥芬河、长春、四平、大连都是随着铁路的修建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最早的居民都是俄国人，最多时整个满洲达到30多万。
俄国革命后我们这些逃难来的陆续也有十几万，只不过后来张作霖与苏俄政府联合，中东铁路双方共管打击白俄，很多人担心被遣送回去离开了满洲，南下上海辗转去了北美欧洲。
我却不知道自己国外的亲属的联系方式，也没有什么积蓄，只好留在满洲，与一个上校的遗孀一起生活，先是在铁路公司谋职后来进了警察局当嘱托，皇军来了继续当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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