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松知道自己的这些言论在眼下的政治环境下，尤其是大革命期间参加革命被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熏陶出来的干部来说是相当惊世骇俗的，具有颠覆性的爆炸效果，引发的不仅仅是震动甚至是抵触、反对、抗争、分裂，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和组织崩溃。
因此他的所有战略布局全都是特战队秘密来做，他的所有社会改良政策都是在河西、晋绥、东北、冀热辽、苏皖等西路军主导的根据地来做，就是为了防止产生党内严重的理论争论、思想分歧，像前世一样等到44年以后统一了全党认识再布局就迟了。
当然，他也通过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朱德总司令、任弼时、王稼祥这些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高级领导人来渐进地引导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空洞的国际共产主义理论的束缚，引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希望通过整风运动在全党树立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宗旨，明确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都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的福祉，共产党绝不以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去满足其他国家、政治团体的需要，绝不损害本国人民的幸福去迎合他人的私欲。
但这需要时间，最少三年耐心的教育，毕竟党内中高层干部大部分去苏联学习过，陆续还要回来更多的干部，而他们对苏联有一种天然的信任依赖，把苏联的模式唯一化、把苏联的政策教条化、把苏联领导人神圣化，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积极的探索。
王明、康生被他暗算，可秦邦宪、张闻天、何克全等许多人依然对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偏离苏联革命路线，采取调和主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政策非常抵触，中央在许多问题上迟迟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整风运动也因理论的分歧而长期搁置，令陈海松很无奈。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十年土地革命的惨重失败并没有让所有留苏革命者们觉醒，而是在苏联面临严重生存危机，为了换取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支持与援助被迫于1943年宣布解散第三国际后，才像失去母亲的孩子一样开始接受保住并壮大了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由此可见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何等深厚。
陈海松一边偷偷在自己可以施加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西路军主持的根据地里团以上干部中传看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俄国革命史》、《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斯大林评传》等著作，通过苏联领袖、红军的创始人的论述让大家知道苏联现在的革命路线也是存在很大缺陷，需要纠正和补充的，在思想上怀疑斯大林主义。
另一面亲自编写了政治教育大纲，在团以下基层官兵里只进行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军事理论、红军发展历史、中国革命的任务和目标等内容的宣讲，而不再提及苏联、共产国际所谓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当然他的所有措施还是征得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点头秘密进行，否则这样大逆不道、离经叛道的行为无异于分裂党，走上共产国际极力禁止的改良主义道路，受到严厉批判。
当然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斯大林主动放弃指导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愿望，认识到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各国革命的多样性复杂性艰巨性，尽快解散不合时宜束缚革命发展的共产国际。他已经决定粉碎鬼子的最后一轮的战略进攻后就要赶赴苏联游说斯大林。
在八路军军情局国际中队的暗中帮助下，日军‘猎熊小组’已经秘密离开大连赶往土耳其，没有引起苏联情报系统的警觉和注意，即使不能达成任务至少也能比前世被莱欧、佐尔格安插在小组里的情报人员破坏，一进入苏联即被伏击覆灭的结局好。
这对他来说是个契机，一个结束苏联庞大中央集权统治、改变其强烈渴望向外扩张、以世界无产阶级领袖自居强烈干涉各国事务、革命策略的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的机会。
现在有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理想和能力的陈海松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偏远地区游击队领导人黑脸上毫不掩饰的惊愕和质疑。
他不得不把曾经说给张峰等人的国家地缘政治理论、南洋军经略东南亚的战略任务、不同于国内的斗争形式再向冯白驹解释一遍，强调在周边建立心向祖国的当地华人政权并不意味着对那些地区的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既然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在那些地区开展，华人完全可以担负起领导本地区独立运动的责任。
苏联成立的共产国际聚集了30多个国家的50多个政党，希望通过他们在世界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掀起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初衷是好的，但方法有问题。
苏联过于强调阶级、极力宣扬共产主义思想、严格规定各政党必须按照苏联革命的模式来进行民族解放运动。执行委员会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机关，负责向各国支部发布指示和监督他们的工作，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严重影响了各党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积极性，破坏了各党之间的平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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